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2020年5月2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高职扩招,这是“高职扩招计划”连续第二年被写入报告。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两个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数字,1000亿和100万:政府将从事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迎来了发展“黄金时代”的职业教育,依然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江天亮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发展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建议》,因为在调研中,江天亮发现,目前,职业教育已具备了发展本科层次教育的良好基础。
从政策层面来看,2019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经过5年至10年左右的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实施,加之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启动、高职院校扩招等一系列举措的出台,都足以表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实是,我国产业升级正逐步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传统职业岗位整体升级,新的职业岗位大量涌现,要求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层次,在江天亮看来,传统中职、专科高职层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已不能完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目前,国家缺少技术性人才,正是推广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
2006年11月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11月2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在原有已建设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经过几轮‘示范校’‘骨干校’的建设,部分高职院校办学质量和发展水平已完全具备往高层次上转移的基础条件。”江天亮认为,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还能分流高考升学压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才路径。
如何更好地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江天亮认为,有6条路径。一是“双一流”高校举办职业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二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真正向应用型转型,走职业教育类型发展道路;三是高职院校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四是高职院校的升格。对达到相应办学条件和质量标准的职业院校,允许其升为本科类职业院校;五是将目前的独立学院转设为本科高职院校;六是开放大学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任王红军也提出了《尽快出台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指导意见与支持政策》的建议。他建议教育部协调相关部委,做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发展规划,本科职业教育可否授予学位、授予标准、对师资要求等需予以明确,同时对本科职业教育的鼓励政策应到位,比如,试点学校生均拨款应适当高于普通本科院校。
与企业需求融合
据教育部2020年5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高职共扩招116万人,百万扩招任务“超额”完成。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是较早提出“高职扩招”建议的代表。在她看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高职扩招,是要求高职教育承载更多提升劳动力素质、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传承技术技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这其中,促进校企合作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带来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生力军。
周洪宇建议深化“引企入教”改革,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鼓励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职业学校共同组建产教融合集团,带动中小企业参与。尤其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支持各类企业依法参与校企合作。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全国人大代表、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明杰也提出了加快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深度融合的建议,他建议应倡导“场景式培养”,引导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平台,推广“校中厂”“厂中校”等联合办学模式;各级政府也应设立专项资金,鼓励职业院校加强与企业的互动。
多位代表还提出要提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待遇。例如,周洪宇强调,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职业院校毕业生。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要适时组织清理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支持技术技能人才凭技能提升待遇,建立企业职务职级晋升和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的国家政策等。